因为过去的历史经验都是在错误的指导之下的，都是在赶超战略指导之下的政府投资。

房价基本在十年内增长了2--6倍，社会积怨越来越重，政府的调控措施业已达到严苛的地步。就像没有梁柱是建不起大楼的。

所以经济学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在目前而言还是一个伪概念。这是我们付出惨痛教训的基本规律和路径。它不是市场经济概念下的房地产市场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房地产产业的基本内涵，即我们没有房地产的顶层设计理论框架。不成熟的市场需要系统的培养，不可拔苗助长。理性建设房地产的公共政策制度，形成系统的顶层设计才是正道。

在现实中房地产归属的行业还是建设行业，这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渠道传承下来的。政策的刚性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严重的制度性破坏。后者与土地城市化关系密切。

在中国，劳动力是最不稀缺的。政府从农民那里低价征地，然后把这块征地分割，拿出20%-30%土地进行拍卖、并由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开发，用40%-50%搞工业园区，工业用地面积大、住宅用地面积小。同时，从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就业结构来看，处于20岁到40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往往外出打工，50岁-70岁之间往往在老家从事家庭农业经营。而我们的情况是，地方政府先把地征去，再高价卖给你，中间大量的钱用来搞基础设施。

新京报：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？范剑勇：目前学界与社会有一种普遍的误解，既然地方政府扭曲了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、并占用土地出让的绝大部分收益。大约从去年开始，他转变过来，着重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。

茅于轼老先生以前是学机械的，在接近正常的退休年龄时才开始研究经济学，现在都80多岁的高龄，还非常关心国家的经济、关注民生，这点我很佩服。但是，做大了的经济蛋糕隐藏着潜在的危机，要切实解决和消除这类潜在危机，才能使经济增长可持续。这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增长模式。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，在西方国家，环卫工人的劳动力有可能在城镇上养活一家人，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社会福利。

说到关键的时候，范剑勇还用PPT展示，用图表来阐述。在范剑勇看来，从表面上城市化发展很快，城市化率达到50%以上，而真正的城市化率水平，去掉没有享受公共产品的农民工后，中国城市化率仅30%出头。总结起来看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，虽然有顶层设计等措施被提出来，并试图解决体制性问题总结起来看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，虽然有顶层设计等措施被提出来，并试图解决体制性问题。

在接下来一两年里，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也许就在这两方面。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名义来拆你的房子占你的地，土地收益被拿去投资基础设施，这种在要素市场上‘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做法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。

只有在城市廉租房已经大量建成并对流动人口开放的情况下，家庭成员的非农收入能维持其在城市中基本的生活需求，资本下乡的前提条件才是成立的。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向城市，其实也是城市化、工业化过程中分工不断细化、规模经济逐渐体现的过程。

而我们的农民工在城镇上的基本住房需求都难以得到保障。也就是说，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，虽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，但更多地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、社会不稳定与环境代价大等弊端。新京报：2012年经济运行到现在，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意外的地方，为什么？范剑勇：我没有太多意外的地方，中国经济下滑是必然趋势。■ 同题问答经济下滑是必然趋势新京报：中国诸多经济学家里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？范剑勇：茅于轼、华生、张维迎，谁敢于讲真话我就尊敬谁。同时，从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就业结构来看，处于20岁到40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往往外出打工，50岁-70岁之间往往在老家从事家庭农业经营。新京报：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？范剑勇：目前学界与社会有一种普遍的误解，既然地方政府扭曲了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、并占用土地出让的绝大部分收益。

当前，最主要的矛盾是土地的稀缺性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目前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不完全城市化或者伪城市化。

而我们的情况是，地方政府先把地征去，再高价卖给你，中间大量的钱用来搞基础设施。中国经济近30年发展得非常快，根本原因是什么？不是市场化改革取代了计划经济，而是城市化、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分工水平不断加深、并得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，最终使经济蛋糕越做越大。

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，虽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，但更多地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、社会不稳定与环境代价大等弊端。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做出很大贡献，但是他们享受不到经济增长果实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土地城市化维持的超额投资对地方GDP的贡献是非常大的。随着经济蛋糕做大，对稀缺的土地要素会产生较大的需求，地理位置决定的经济发达地区土地价格会越来越高。这里面最核心的是收入分配问题，我想从城市化的视角进行说明。从国际经验看，地方政府是不参与土地市场的。

新京报：房价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降下来？农民工住房问题怎样能够解决？范剑勇：之前房价上涨这么快，我认为是体制性原因，只要体制不改变，房价没办法真正降下来。范剑勇说，我们已经把经济蛋糕做大，但是并没有把蛋糕切好，这容易爆发由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动荡。

他说，如果体制不改变，房价是没办法降下来的，农民工住房问题在短期内也是无法解决的。这种学术研究与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学术圈内。

在城市就业机会不充足、产业结构低端化造成的低工资收入等情况下，这种急速的土地市场一体化完全可能打破目前稳定的农村生活、农业生产局面。采访过程中，范剑勇几次谈到深层的机制问题，地方政府主导把经济蛋糕做大，但没有踏踏实实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夯实，急功近利的情绪体现得非常明显。

他说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背后有深刻的制度背景，已有的改革措施如果没有触及这一制度背景，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异于隔靴搔痒。一方面，招商引资可以把GDP做大。同时，现在的房价不可能再涨了，因为高企的房价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，涉及整个社会的稳定。从理论上来讲，土地的稀缺是地方政府垄断供给造成的。

而最让他担心的，不是农民引发的社会动荡，而是农民工引发的社会动荡。我认为，只有转变现有土地城市化模式，才能逐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。

土地城市化抬高房价新京报：农民工为什么得不到应有利益？范剑勇：土地城市化模式是在现有体制下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。新京报：大多数农民工生活艰难，但据说在大城市，也有农民买法拉利跑车的例子？范剑勇：值钱的土地往往位于沿海地区，或者是大城市的郊区。

年轻一代在外地打工，年老的在家里务农，这两部分收入各占一半、共同构成了目前的农村家庭收入，维持着小康以下，温饱以上的生活水平，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实。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，在西方国家，环卫工人的劳动力有可能在城镇上养活一家人，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社会福利。